太上，下知有之，其次，親之譽之，其次畏之，其次侮之，故信不足焉，有不足焉，猶兮其貴言。功成事遂，百性皆謂我自然。

語譯:

   上古的聖君，如三皇(天皇、地皇、人皇或燧人氏、伏羲氏、神農氏)於太古盛時，國君以道化民，只須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所以相忘於道化之中。天下百性，但知有在上之君，不知有親譽之情。次後五帝之時(黃帝、帝堯、帝舜、帝譽、顓頊)制禮樂，敘尊卑，人心漸漸開明，世道漸漸趨文，不能不以仁義教化人民，感受他仁德的就親近他、懷念他道義的就讚美他。與太古淳樸之風已不能相比。

   等到夏、商、周三代，世道日薄，人心日乘，兇暴橫惡之徒漸多，因此除了政教並行，同時輔以刑罰以畏嚇其民。刑罰既立，人民未有不畏懼的。

   可是人民一旦畏懼國家的嚴刑峻罰，人民對執政者的侮慢之情，也就產生了。侮慢之情既生，刑政日煩，欺凌日盛，那麼人心世道與五帝時，更不能相比了。

   我們詳細思考百姓的親，譽、畏、侮，這些反應都不能責怪百姓。這實在是因在位者本身的誠信不足，所以天下的百姓當然不相信他。

   因此有天下國家的想求上古之風，當珍貴他的信行。行不言之教，使天下之人民，無為而自化，不期而自信。

   如此，兢兢業業的治國，等到治績大有可觀的時候，大功告成，事情辦好了，人民還不曉得這是國君的功榮，卻說:「我們原來就是這樣!」這種國君順天理，應人心，完全沒有心機做事，才是最上等無為的國君。